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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专栏作家 叶翔） 持续40年的全球化动力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经济就进入了持续的、不断增大的商品贸易逆差，逆差的绝对金额不断增加，甚至占其GDP的比例也一直增大，直到2006年超过6%。对全球制造业有意义的是扣除石油进出口后的商品逆差绝对金额，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久，仍在继续扩大，在2019年达到高点，约9000亿美元，远高于2006年的5000多亿美元，2020年进一步扩大到9150亿美元。而其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仍是以顺差为主，如日本2020年取得约68亿美元的顺差，德国约2000多亿美元顺差。因此，可以认为，在宏观上，全球化的首要力量、第一推动力是美国经济的持续且不断扩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在经济结构上呈现出这样的格局：美国的制造业不断地向外转移，本国生产的工业品类越来越少，进口品类越来越多。表现为，或者美国的企业将生产与加工线转移到他国，再将产品进口回来，或者直接关掉本国生产线，购买国外的相应产品。由于美国向全球购买的商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往中高端上移，引发了全球产业链的持续调整与变动，这种调整发生在美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

       全球产业链能够持续地动态调整，其最根本的经济基础或者说经济力量就是比较优势，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增加了各方的福利，虽然各自因此受益的程度不同。各国的比较优势是由众多与制造和生产相关的要素综合形成的，包括劳动力成本、技能、效率，工艺技术，基础设施、运输、产业链配套、资源的可获得性，金融环境、法律基础、履约精神等。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综合比较优势不同，因而其产品的输入构成与输出构成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变化。各国的综合比较优势最终体现为各国生产的产品的性价比与品牌力上，以此为基础形成全球分工与产业链。总的来说，发展经济体承接了更多的中低端产品的加工与生产，发达经济体逐步往高端产品的生产而走。

       显然，这种全球化模式可持续性取决于美国经济的状态，一是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的扩大是可持续的，二是美国不会因为持续的逆差增加，经济陷入停滞或衰退。

       尽管美国在服务贸易上一直保持顺差，但是总体的国际贸易逆差仍然是不断扩大，与商品贸易逆差一样，也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高峰，约为其当年GDP的5.5%。美国经常项下的持续逆差意味着美国本国的国民储蓄不足，逆差的持续需要海外的资金支持。而逆差总额的不断扩大能够不带来融资成本的提高，只有依靠美元的国际化实现。由于美元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经济的正常运行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美元，即全球经济的扩张带来对美元需求的增加，国际上对美元需求的增加，维持了美元的强势，使得美国向外融资的成本维持低位，进而支撑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

       国际贸易逆差是宏观经济上的表现，却是美国家庭与个人消费行为微观上的结果。如果制造业不断外移，导致美国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失业率提高，美国家庭的收入不提高，甚至下降，美国就不可能持续增加购买外国商品，全球化的动力则会很快衰竭。

       但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除了二十世纪80年代初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短时间内失业率高企外，从较长期趋势上看，美国的失业率是在不断下降的，2020年初新冠病毒爆发前甚至创下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新低，3.5%。如果计及2020年初的劳动参与率达62.7%，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劳动参与率只有59%多，2020年初的3.5%可能已经是美国历史上的最低数了。尽管总体失业率呈下降之势，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的就业比率从80年代初的22%左右下降到了2019年的8%左右。换言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尽管制造业企业不断地往外转移，导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持续下降，但由于美国服务业的扩张，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数超过了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维持了美国较好的就业状况，从而家庭名义收入总体上能够维持与GDP增速相当的速度增加，尽管收入的分配在不同的阶层间并不平等，即中下层的实际收入是在持续下降的，这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可以看出。

       虽然制造业在往外转移，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与就业比例在持续下降，但是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仍然在增加。199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是1.43万亿美元，制造业的就业数大约是1700万；2008年制造业增加值增加到1.8万亿美元，就业量下降到1400万；2018年进一步增加到2.34万亿美元，就业量进一步下降到不足1300万。这说明保留在美国境内的制造业其规模在不断扩大，海外市场对美国中高端工业产品的需求在增加。反映了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的结果，缺少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在减少，拥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在扩大。制造业的就业数在减少，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对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基本完成自动化的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得益于规模经济。

       由上可见，过去的四十年，不计经济危机发生的少数年份，美国经济结构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力量变化。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美国中低端制造业不断地往外转移，高端制造业在扩大，与此同时美国的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扩张，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保证了就业增加，保证了家庭名义收入的增加，也保证了美国家庭对商品消费的增加，而由于本国商品生产能力持续减弱，最终也就保证了商品进口的增加。

      服务业是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服务业占经济的份额已高达72%，今日GDP中服务业贡献了大约80%。美国经济要增长，服务消费就要至少以同等的速度增长；服务消费要增长，美国家庭的名义收入就要以相应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总体而言，美国经济能够持续增长，主要是由于美国家庭收入能够持续增长。这是全球化可持续的一个根本条件。但是反过来说，意味着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仍要以与服务业增速相近的速度增长，这就导致了美国传统制造业在比较优势上，由于自动化已经完成，不仅不能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效改善，反而恶化。这样，随着海外其他国家生产要素的综合改善，美国制造业中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就会越来越少，美国传统制造业持续向海外转移的格局就不会改变。

      综上所述，持续至今四十年的全球化动力是各国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同，导致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持续外移。这个动力的保障，一是美国服务业不断改善，高端制造业扩大，维持美国经济的增长与家庭收入的提高；二是美元国际化的强化，弥补美国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赤字。

       因此，在今日当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只有 19%左右时，如果说这个全球化模式距离终结还有些时日，说她已临近黄昏应不是夸大之词。

       未来会有新的全球化模式吗？如果有，新模式又是怎样的呢？

               全球化新模式崭露头角

       从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看，全球化新模式正在崭露头角。新全球化的中心是中国。首先，中国的经济体量按PPP计算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全球第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018年达到4万多亿美元，不仅全球第一，且是美德日三国之和；中国的国际贸易额2013年已是全球第一。中国经济规模足够大，她的发展速度的变化，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的格局。当然，影响的程度在今日还相对较小，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继续增长，其影响力也将与日俱增；其次，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很快实施了“四万亿”刺激计划，自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就已经出现了，中国经济逐渐从投资与制造业驱动，消费与服务业为辅，转为消费与服务业驱动，投资与制造业为辅。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不足40%，上升到2019年的53%，由此带来劳动力成本较快且持续的增加。劳动力成本持续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全面的机器替代人，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部分制造业转向海外，寻求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但是，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的反面，是中国人的家庭收入与消费持续增长，从而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高增速消费市场，几年后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这就是自2015年始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的三大变化趋势。

       显然，新的全球化动力来源于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转变过程带来的全球产业链的重新调整。

       新全球化的一个发展动力仍然是由于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带来的产业调整。这是旧模式的余晖。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旧模式仍在延续，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仍然在往新兴经济体转移，虽然速度已经大为减缓；但更重要是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之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将出现产业的转移与变迁。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国人均GDP接近或超过一万美元后，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因此不少劳动密集的行业，需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2015年之后，明显看到是一些低端制造业，正在从中国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2018年初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一定程度上加快速了这一过程。

      全球化的另一个动力是中国储蓄过剩带来的，这将是未来全球化的主动力。本国储蓄过剩需要对外投资，从而促进被投资国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但是这要成为一种模式，必须存在一种内在经济逻辑，即中国的储蓄过剩是可持续的，这在中国的消费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的新阶段是可能吗？

        如果略去农、林、牧等小行业不计，一国经济增长最主要是由两部分带来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如果不计跨境旅游与留学等，服务业的主体总是由国内提供，并在国内消费，服务业正是通过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往而产生的，因此服务生产的核心要素就是“人”---劳动以及与之相伴的知识与技能，服务的生产过程就是消费过程，消费过程亦即生产过程，是一面的两体，这是完全不同于商品的，其生产与消费过程是相分离的。这样，服务业难以产生储蓄。这就是为何一个经济体其服务业的比重越高，国民储蓄率就越低。 

       经济体总是由当期的商品与服务构成的，生产的商品与服务如果超过了消费的商品与服务，超过的部分就是国民储蓄。如上分析，由于生产的服务基本上当期就被消费了，因此储蓄部分主要是由商品部分构成，即制造业才是可能产生储蓄的主体。所以我们看到，发达经济体中发达如德国、日本，由于制造业强劲，整个经济体仍然是净储蓄。

       中国要持续地保持净储蓄，中国的制造业就需要持续地拥有比较优势，在某些领域甚至绝对优势。但是在这样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要发展，居民收入就要不断提高。换言之，劳动力成本会伴随经济增长持续上升。这可能会削弱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因此，中国制造业要维持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一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需要不断提高，其提高的速度要不低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二制造业的技术需要不断升级，提高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保持甚至扩大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范围。

       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整体的。个体的是指，单个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企业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数字化）实现。整体的是指，整个工业体系运行效率的提高。这可以通过至少三个方面的发展来实现：一强化产业链的配套，特别是同级产业链的配套；二建设工业物联网；三提高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物流效率。

       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制造业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领域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为维持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一直在用机器替代人，自动化替代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显然，至今为止这个过程尚未完成。与此同时，随着5G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成熟，5G网络的普及，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全面数字化的历史机遇。

       制造企业的自动化、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化，一方面会让企业的制造与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又会让企业具备了最大的灵活性，对上下游需求的变化与市场的波动做出最及时的响应，具备了最有柔性的生产能力。这种变化反应了中国制造企业之间市场竞争，是激烈竞争的结果。

       每个个体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是整个制造业体系数字化的前提与基础。在越来越多的个体企业的数字化过程中，将逐渐形成制造业体系的数字化。这是体系数字化的一个最重要推动力。另一个重要推动力则是电商C2M（(consumer to manufacturer）客户到企业）的发展。

       到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已经占全部零售额的25%左右。但是，现在的电商还不是C2M，因为制造企业还没有数字化，还不能对消费者每个独特的需求做出及时响应。21世纪20年代中国消费品市场变化的历史已经表明，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充分流通的时代，人的个性化需求将变得愈发突出，更加普遍，更加广泛，因此C2M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是客观实在。在5G网络与人工智能普及过程中，人的需求的表达将会更加具象化与数字化，再依托现有的电商平台传递需求，这个需求将转化为对制造企业的竞争压力，从而推动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即制造企业数据化与智能化也受到终端需求的推动，其发展前景受终端需求的引导。

      随着中国的制造企业、物流企业、制造业体系以及物流体系的数字化推进，商品的制造、流通与配送就越来越能够响应终端个人的独特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提高，个性化的需求的满足与需求满足的时间性将成为中国个人在购买消费品时的最要重要考量，满足这样的需求也就成为市场的最主要决定力量，使得企业产品的竞争维度陡然增加了至少两个，即在原来的价格、品质等维度之外，增加了个性化与时间性的竞争，并侵蚀了品牌的价值。需求的个性化与时间性是现代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的产物，也需要数字化、物联网化的制造业体系与之相共存，这就意味着不在这个已经数字化的体系内的制造业是无法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的。

      十四亿人口的庞大的消费市场足以维持一个全产业链且数字化的制造业网络，这样至少本国的商品消费需求将最主要会由本国的制造业生产满足，这不仅让中国的制造业拥有了足够大的生存空间，也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高效率、高灵活性、高适应性与高时间性。

      如此，制造业的数字化让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更多体现在效率、灵活性、适应性与时间性上，这会让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总存在相当强的竞争力，保持相当的市场份额，这样制造业就会持续地给中国带来储蓄。
 
         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新全球化模式

     任何一个经济体在起飞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投资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早期通过为海外经济加工商品的形式积累储蓄，用储蓄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提高，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制造业技术的提高，加工能力扩大，更大规模与更高水平的加工又产生更多的储蓄，使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能，直到基础设施系统大体完备。在经历了中国如此庞大且持续三十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锤炼之后，到了21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阶段，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技术、效率已经处于全球的顶峰，即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不仅有比较优势，还拥有绝对优势。

       当中国的基础设施大体完备，不再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时，中国的储蓄就要寻找海外的投资机会。至此，中国经济的对外交往就从主要集中于对外提供加工产品，变成了对外提供加工产品与对外投资的双轨交往；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就从中低端工业品的制造商，转变为低中高端工业品的制造商与基建投资和建设商并存。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能走上发展之路，首先是要发展基础设施，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中国利用其储蓄与强大的基建能力，投资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他国建设基础设施，使这些国家的天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可以得到定价，实现市场化，并参与到区域或国际交换和流通。换言之，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型全球化的一项最重要内容。

       这些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通常都在“一带一路”沿线之列，因此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的一个作用是方便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这使中国投资的“一带一路”国家将成为中国经济本土核心圈之外的第一圈。

       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在此之上的低中端制造业就可以发展起来，这将吸引更多的中国与世界的制造企业的投资，从而推动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

       如果这些“一带一路”国家在接受中国的投资后发展起来，由于投资总存在较强的替代效应，这些国家就不会出现过度的内生投资，即本国不会出现过度储蓄，这些国家经济就会较大可能在储蓄与消费较平衡的状态下增长。

      一个国家的国民储蓄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居民储蓄，二是企业储蓄。只要被投资国家的经济能够增长，中国的海外投资就会有回报，这些回报也构成被投资国的企业储蓄的一部分。

       如此，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新全球化模式的形式将是：一、中国对外投资带动相关设备、资本品的出口，扩展了国内制造业的市场边界，产生新的储蓄。这些储蓄将支持中国对外继续投资。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交通效率与物流效率，减缓了中低端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丧失，特别是在中间品的比较优势上。三、“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促进“一带一路”各国家的经济交往，他们之间将各自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当然，如果这些“一带一路”国家的制造企业如果也实现了自动化与智能化，就也有可能参与为中国市场提供商品，但这个比例应该是有限的。

      但是这个新模式能否成功还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被投资国的经济能够通过借助外部投资实现增长。由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除了投资之外，还有其他制约因素，因此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应该尽可能进行投资效益评估，并从国家层面协助被投资国改善经常增长的政策等环境，以提高被投资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二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人民币可用于对外投资的支付与结算，那么中国的对外投资就不会受制于中国拥有美元或欧元的多寡，而使投资、出口、更多投资与更多出口，成为一种自我强化与复制的循环过程。

       从2020年初的今天来看全球化的新模式，也有几个相互依存的要素。一是中国经济为中心；二是中国家庭收入提高，消费量、消费品质与消费内容、维度提高，一方面推动服务业增长，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家庭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推动制造业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提高制造业的效率与技术，提高其在全球化中的整体竞争力；三中国对外投资扩展了中国制造业的市场边界，产生更多的储蓄，而带来更多的对外投资。四人民币国际化强化了这一过程。这几个要素的相互作用，让这个全球化模式可持续，并得到不断强化。          

       2020年初由于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各国为了应对疫情对卫生防疫设备与用品的需求瞬间急剧增加，让各国看到依赖他国供应卫生必需品，在紧急情况下存在不小的风险，因此美国等一些国家政府意图增加这些必需品的本国供应，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商品的独立性，因此掀起一股去全球化的潮流。这股潮流是否会阻碍未来全球化的发展？

       2020年的疫情演变明确无疑说明，卫生与安全相关品的需求只是在风险事件出现时瞬间爆发，而在有关事件出现前的相当长时间里，市场并没有如此大规模的需求，即正常的市场需求与事件性的需求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任何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在正常状态下去拥有异常状态下的生产能力，长期保持生产能力过剩，而异常状态的出现是不可预计的，一是时间上不可预测；二事件出现所引发的对社会的冲击的规模与程度也是不可预测的。换言之，一个经济体就算拥有正常状态下的生产能力，也远不足应付异常状态下的突发需求，这反而说明，任何一个经济体要应对异常状态下的市场变化，需要全球的互相帮助、相互合作。因此，政府对事件发生后的反应只有短期的效果，而不会对全球化的中长期趋势带来影响。何况不少发达国家政府已经是债务累累，用远高于市场价格的成本维护本国供应，将会大大缩小其服务本国民众的广泛性，他们不久就会发现，这是得不偿失的，这种噪音也必然随着特殊事件的结束而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