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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叶翔） 2021年中国商品出口大幅增长，特别是下半年还能超过25%的增长速度，更是意料之外的。经济学家普遍的解释是，因为其他国家受疫情的影响，企业无法正常开工，而中国的疫情已受到控制，企业运转如常，加上供应链完善，因此大量订单回流。但是到了下半年，多数发达经济体已经放松了对疫情的管制，企业生产逐步恢复，中国的商品出口何以仍能高速增长？经济学家解释说，那是因为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疫情恶化，影响了他们的生产，这一部分订单又流到中国，支撑了下半年的出口快速增长。如此说来，如果2022年疫情在主要制造业国家受到控制，订单将返回他国，中国商品出口将会有两位数的下降了。如果2022年疫情仍未受控，那就往后推，只要疫情受控了，这些订单就会回去，中国的商品出口就回到疫情前的情形。换言之，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因疫情暴发而升，也因疫情受控而结束。不过，本文作者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会带来结构的长远变化。

2012年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拐点。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制造业的同质扩张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开始出现快速上升，对不少代工企业的成本压力到了临界点，加上营商环境变化，中国内需开始往中高端变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不少中小制造业不得不面临着新的选择。

一是转型升级，加大研发与技术的支出，改善工艺流程，增加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从劳动密集型变成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企业。当然转型并不容易，选择转型升级的企业，在企业的效益提高之前，先要增加投入，不仅是在研发、机器设备投入，还要增加人员的培训，即使企业主具备转型升级的意愿、决心与知识，选择了正确的转型路径，如果没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也是无法做到。不少中小企业，特别是缺少品牌的代工型企业，利润可能薄如蝉翼，难以拿出这一笔可观的资金，不得不另寻其他出路。

二是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如果一个企业不具备转型升级的能力，又要控制或消减成本，维持产品的竞争力，可选择的途径就是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从2012年开始，每年都有数以百计、千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以及在华外国企业，持续往东南亚、中东欧、拉美等国家转移生产能力，这就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制造业转移进中国一样。这种转移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了。2000年到2011年的12年，以美元计，中国商品平均出口增速是21.78%，如果剔除2009年金融危机后16%的负增长，11年的平均增速是25.33%。但是2012年开始增速下降了，只有7.9%，而就在前一年，2011年还有20.3%；从2012年到2020年，9年间出口的平均增速只有3.67%，从高双位数的增速快速下降到中低个位数。这种向海外的转移在2018年初美国对中国产品大幅加征关税之后，更是有所加速。对于出口美国的企业来说，如果产品不具有差异性，企业不具有一定的垄断定位，往往就需要通过将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以规避美国征收的额外关税。

三是退出市场。但是生产能力转移其他国家并非毫无风险，营商环境、社会文化、劳动力素质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中国企业主未有克服异国他乡文化差异的心理准备，而企业又不具备在中国本土生产与经营的竞争力，唯有选择第三条道路，即退出市场。

自从2020年初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政府为减缓疫情对经济与家庭生活的影响，向家庭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因此全球并未因疫情大幅减少对商品的市场需求。然而，商品的供给却因疫情而减少，许多企业的生产或关或停，导致那些已经转移到境外的订单突然回流中国。不仅如此，过去未曾尝试过中国产品的企业或家庭，由于市场断供，也不得不下单购买中国产品，这为中国企业带来大量的订单，且订单的价格也远比疫情前的优厚。这就是2020年下半年直到2021年，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最重要原因。

疫情泛滥之下，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公共卫生设施落后与不足，疫情的控制更是显得无力，此情之下，中国企业转移产能到他国的第二条道路暂时被关闭。因此，中国企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剩下两条路可走，或者转型升级，或者关门走人。

原本就要转型升级的，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可以继续其转型升级之路。但是对那些有心转型却无力转型的中国企业，原本是要转移出去，因为疫情困在国中，却也因为疫情企业订单大增，利润大涨，这为转型升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疫情反而成了转型升级的催化剂与补充剂。

今日的中国，其经济正在进入数字化时代，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然不同于发达国家当年走自动化的升级之路，而是自动化与数字化并肩同步前行。虽然数字化与自动化同时进行，投资有所增加，但效益的提高将更加显著。作者对几家进行自动化与数字化升级的企业调研表明，一旦升级完成，产品良率提高，质量更稳定一致，生产更具柔性，更能针对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其劳动生产率可以提升40-50%，甚至更多。这只是企业个体的升级，如果整个制造业体系的数字化升级完成，即工业互联网构筑完成，还能将中国整个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再提高三、五十个百分点。

因此，疫情的全球扩散让许多原本要迁移海外的中国企业，留在了中国，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提升了产品质量，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2020-2021年中国出口的大幅增长，对中国制造企业的意义实际上远超订单的简单回流，不仅给企业增加了一次性的收入，而是对中国产品的海外拓展，带来积极的深远影响。今年海外订单的增长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上游材料，包括有色金属、纺织材料、化工原料等；二是电子与机械中间品；三是终端消费品。

对中间品订单而言，有一些是老客户加单，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一些新客户。对中国的中间品生产企业而言，要成为海外中大型企业的供应商，正常状态下其过程漫长且成本不菲，即使其产品的性价比高于海外竞争对手，甚至物美价廉，也很不易获得认可。而疫情的爆发，海外竞争对手断供，或供应不足，为了尽可能地维持生产，这些中大型企业不得不将中国企业纳入其供货商系列，购买中国企业提供的中间品。一旦进入了供应商系列，只要质量有保证，价格又低于竞争对手，就有可能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因此，疫情爆发对中国中间品生产商而言，是在世界范围内低成本地快速扩大客户的机会，订单的增加显然不是一次性的，不会因为疫情的结束而结束。

对终端消费品生产商而言，产品要得到市场更多、更大范围的认可，其营销费用巨大，耗时费力。同样地，疫情恶化让海外许多终端品生产企业无法向市场提供足够的产品，海外消费者在没有更多选择之下，就会尝试性购买原本认知不多的中国商品，以满足各自的消费需求。只要中国产品的质量有保证，而价格又比海外同类产品更低，海外消费者就会持续购买。消费者一旦有了认知，认知就成了意识的一部分，不会因为疫情结束而忘却。相反，越多的消费者有了认知，产品的品牌力就会不断得到提升；品牌力的强化，又会让产品进一步扩散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比如，中国汽车出口在2018年达到104万辆之后，持续三年停滞不前，2019年和2020年分别是102.4万辆和99.5万辆。但是，2021年将一举超过210万辆，增加了100%多，这既是由于海外供应不足造成的，更是中国汽车质量与品牌力提升的结果。

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产品的质量以及综合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中端水平，少数甚至达到高端水平，中国产品已经不再是地摊货，不再是低端产品的代名词，中国产品的品牌力正在不断建立与提升。这是中国政府与企业多年努力的成果。从营销角度看，2018年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对中国企业的无端打压与攻击，却意外地助益了中国品牌的提升，其结果走向了美国政策的反面，这恐怕是美国政府及其精英始料未及的。

历史上看，2021年将是中国制造业又一个拐点。中国经济经过10多年的调整，已经结束了低价、粗放式的扩张阶段，中国制造业将是一个有质量，重品牌，愿意不断提高自己，响应市场需求变化，却又在价格上极具竞争力的一个体系，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其贸易与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从未来全球经济演变格局上看，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在交通运输日益发达与成熟下，以贸易和投资为形式的全球化并不会脱钩，陆地贸易的增速将超过海洋贸易，只是其中心正从美国转向中国（详见2020年6月的《全球化的新模式》），因此我们预计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商品出口将以不低于高个位数，更多时候是以中低双位数的速度增长。

仅就2022年而言，如果全球疫情受到有效控制，回流的第一类的上游材料，即有色金属、纺织材料、化工原料等，绝大部分会由于运输成本的考虑，会重新返回其他国家，但由于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全球贸易旺盛，作者认为，中国2022整年的出口仍然会有高个位数的增长，甚至达到低双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