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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叶翔）经常项下顺差即中国出口的商品与服务超过了中国向海外购买的商品与服务，顺差额就是当年的对外储蓄额，可以是中国企业的储蓄，也可能是中国家庭的储蓄，这个储蓄不同于境内的储蓄，一般表现为外币。

2012年初开始，中国强制结汇制度结束。这一年开始，资本项下进入逆差期，意味中国开始输出资本。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是3.18万亿美元，到2024年10月外汇储备为3.26万亿美元，十三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基本没有增加，十三年来中国贸易顺差累积形成的储蓄已经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5万多亿美元分散在许许多多的企业与个人手里。

2024年前11个月商品贸易顺差近9000亿美元，整年估计能够达到近1万亿美元，扣掉服务贸易的逆差，整年会有6000-7000亿的贸易顺差。由于中国制造业在持续地进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商品的品质提高，品类创新多样，总体成本仍在下降，中国的高、中、低端商品在国际上均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商品将占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两类进口商品，能源和芯片，在我国的能源利用的绿能化与芯片的自主化过程中，进口金额将会逐步减少。因此，可以合理地预期，中国的贸易顺差将长期存在，大概率长期在1万亿美元以上，甚至达到2万亿美元的规模。

每年的贸易顺差就是中国经济参与海外循环中当年在海外形成的储蓄。这自然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海外形成的储蓄该谁来用，如何用。

如果用于购买海外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企业股票，或者存放到其他国家的银行里，大体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海外形成的储蓄，交由其他国家使用，包括他们的政府、企业甚至消费者使用。

一般来说，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出现贸易顺差开始，大体上中国经济海外形成的储蓄都是交由其他国家使用，直到十年前中国开始实行“一带一路”战略。这当然是由于中国经济当时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以及风险与流动性的综合考虑下的适当策略。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积极参与帮助众多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南方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资金以及内含有当代科技的技术的需求是巨大且长期的。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各自需要与本国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基础设施，需要与本国资源、人力、市场相适应的工业门类，他们的人民需要工作，需要提高生活水平。

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资金供应者，且伴随着中国制造业进行自动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转型升级，中国的工业技术与能力基本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水平，且门类齐全，中国的众多消费品与消费环境都将不同程度地率先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中国的居民无疑是第一个适应、包容现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生活与文化的民众，也率先养成了数字化与智能化生活的文化与习惯。

既然一边有巨大且长期的需求，另一边有广泛且持续的供给，自然有可能产生一个庞大的、几十万亿美元的资本、技术、人才与管理的市场，香港天然地为此类交易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只需要政府出台有利于这个市场发展的政策与便利，香港市场就可以更好地帮助实现“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经济的海外循环才会越循环越大。

如果这个目标是正确的，围绕这个目标，可以从多方面考察，如何从政策层面逐步帮助其实现。

短期来说，首先要方便中国的各类企业到香港来筹资，不管是用于国内扩大再生产，还是用于海外投资，即国内企业到香港设立公司应逐步走向报备制。其中最容易的一步应是A股上市公司到香港进行二次融资，不管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

不过，要吸引更多不同类型的企业使用香港市场，香港资本市场需要不断地扩大其深度与广度。

然而，资本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数量与规模，特别是需要大量的投资风格与风险偏好迥异的个人投资者或零售投资者，而不是仅仅依赖机构投资者，虽然前者可能并不主导市场交易量。比如全球最活跃、规模最大的两个资本市场，美国和中国，皆为参与者众多。美国目前有1.62亿人，即62%的成年人拥有美国市场的股票；中国同样有超过1亿的成年人开户买卖股票。但是香港本身人口只有750万左右，这是一；其二，中国经济海外形成的储蓄是掌握在中国大陆公民的手里。显然，仅仅依靠香港本地的投资者是不可能把香港资本市场提高到更高的层次。这也是香港股票市场长期低迷的关键原因。

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有许多政策支持。目前看，一可以先扩大现有深港通、沪港通国内投资者的范围。这只是一个起步。二是逐步允许国内个人投资者在香港的金融机构开户，直接参与香港资本市场的投资与交易。三放松国内金融机构到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四鼓励国内数字化与智能化的企业到香港设立机构，以帮助提高香港经济与生活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可以看出，要实现以上的初步建议，中国行之有效达数十年之久的外汇管理制度可能需要进行一次大的改革。

外汇安全、外汇风险的外汇管制基本理念要逐步让位于海外储蓄的有效使用与管理。前者是建立在保证国际贸易、进口的顺利与安全的基础上的。这在中国经济体量较小，是全球市场的被动参与者时是适当的。但是当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引领全球经济时，甚至不少国家或区域经济在主动融入中国经济时，被动的外汇管理可能就无法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其次，中国经济与海外经济交易的结算与支付越来越多采用人民币，如此一来，更多的海外储蓄也不再以外币的形式持有，而是人民币计值的资产。这样，原来以管理外币为基础的外汇管理制度，可能就不再适应，需要进行改革。

当然具体的外汇改革内容、时点与顺序可以进一步研究。

就像境内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有效地管理与配置国内的储蓄或资本，以促进境内经济的健康增长。同样地，中国经济在境外形成的储蓄，也应该得到有效的管理与配置，如此中国经济的外循环才可能更顺畅，走得更远，并进而对境内经济形成正向的反馈。

但是，中国的海外储蓄可以依靠国内的金融体系实现在境外的高效配置与运用？应该是不行的。中国人的储蓄可以依赖西方的金融体系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全球战略？无论是从资产配置还是资产风险的角度看，同样不可行。

香港市场则可以以中国金融机构为主体，可以有效地实现中国经济的外循环战略。同时，香港成为中国海外储蓄的集散地，可以让中国居民的海外储蓄实现更安全、更有效、更丰富的投资。

因此，以香港现有金融体系为基础，建立中国经济外循环的金融中心则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